《揭发“N号房”》:我们可以沉默但也可以绝不罢休

2022年Netflix聚焦韩国“N号房”事件推出纪录片《网络炼狱:揭发N号房》,如名所示,纪录片黑暗压抑,部分重现了数码性暴力对韩国未成年少女的倾轧与伤害。

纪录片开头模拟了“N号房”惨案。首先“GodGod”通过信息入侵你的日常生活,并以非法手段获取私人照片和真实身份信息,随后对你进行威胁,再将你拖入Telegram背后的深渊。你的进入会受到“GodGod”式“欢迎”,他会在房间内为你打出“有新来的奴隶,敬请期待”这样的话语,随之而来的是房间内用户的欢呼雀跃,因为“奴隶秀开始了”。于是你将在威胁下开始拍摄暴露照片与视频,并在规定时间内上传,否则此前的私人照片就会被散播。

如果这就是你的生活呢?在震惊、愤怒、恐惧之余,观众还可以抱有一丝庆幸:这不是我的生活。可这就是“N号房”内受害者的线岁。

纪录片通过这样的开头将观众情绪调动起来,之后便展开了“N号房”罪恶的叙述解密,通过金记者与火花调查团的双重线索复现这一过程,展现出此事件造成的重大社会影响。平心而论,这并不是一部优秀的纪录片,叙事混乱,平铺直叙的素材堆积如流水线,对受害者的遭遇稍显冷漠,但是因事件自身的残酷和严肃性,这依然具有社会意义和讨论价值。

收到检举信息的金浣记者第一反应是: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多了,难道还具备报道价值吗?随后在详细的检举资料中,记者发现散播视频者“GodGod”是品学兼优并就读于仁川某外语高中的学生,于是发出了独家新闻《青少年在Telegram秘密群组 疯传违法性剥削视频》。不难发现,女性的悲惨遭遇并不是重点。发布之后,金记者被人肉搜索。原来该平台内发起了寻找金记者信息的有奖活动,奖品则是“N号房”的“福利”。

幸好《韩民族日报》并未放弃,加派了人手与金记者组成项目组,展开进一步调查。作为头条新闻被报道之后,“N号房”事件仍没有得到重视,甚至有民众表示不解,这样的新闻怎么会成为头条?另一位主犯“博士”也继续兴风作浪,将群名称更换为“媒体唯一关注的聊天群组‘博士房’”,这不仅是对报道记者的挑衅,也是对受害者的又一重打击。

记者们产生了自己在和幻影对抗的错觉,他们所对抗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体,而是“博士”活跃的那个虚幻空间。或者说,他们是在和整个社会对抗,与赛博空间中的施害者、围观者对抗,与不关注受害女性悲惨境遇的主流媒体、民众对抗。关乎性的暴力,从来都是由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,这是台湾作家林奕含用生命教会我们的。

不过关注此事的并非只有金记者及其团队,一个名为“追踪团火花”的团队早已开始了潜伏、曝光的工作,她们是两名梦想成为记者的女大学生——火与丹。

虽然在纪录片中火花的部分并不是主导,但在此有必要为这两位勇敢且有新闻理想的女性正名,如果没有火与丹,“N号房”中的伤害与折磨势必会更久。以个体之力对抗社会偏见与幻影般的电子犯罪群体,这无疑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与危险,但是她们凭借勇气、同理心和专业素养击碎了炼狱的外壳,是她们为女性受害者的黑暗生活带来了第一束被解救的微光。

纪录片的叙事中穿插了动画版女性溺水的画面,这是对“N号房”事件最生动直接的隐喻。当受害人溺水挣扎时,“GodGod”等人从水底拽住了她的脚,而社会普遍的漠视则伸出一只看不见的手从水面往下按住受害者。上下合力,女性溺毙在充溢着凌辱的黑暗境地中。

为什么受害者遭遇了这样的凌辱却不敢报警,而是选择继续承受?纪录片尾声是一种回应:“因为她们十分清楚地知道那些视频外流之后,她们会遭受多么严苛的责难,那样的恐惧让她们只能屈服于威胁,因此人们看待受害人的眼光,也是构成暴力的要素之一。”如果拒绝观看购买,就不会有人拍摄散播视频;如果没人拍摄散播视频,就不会有人观看购买。这些行为环环相扣,无前因便无后果,因此这场数码犯罪是集体威胁形态下的一种犯罪。

何谓集体威胁?美国社会学家欧文·戈夫曼于1963年提出污名(Stigma)理论,认为个体或群体具有某种社会不期望或不名誉的特征,从而导致社会对这样的个/群体进行贬低、侮辱。他将污名视为社会歧视的起点,因为在社会生活中,污名有时也等同于缺陷或弱点。

在“N号房”事件中,受害女性所违反的社会期望叫做:贞洁。即使是被迫、即使被威胁恐吓、即使遭受了肉体与精神上的巨创,她们仍不敢在社会普遍缺乏理解的情况下发声,一旦发声就必须背负“荡妇羞辱”,这是受害女性不得已的沉默。日本也曾于2004年确立《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》,其中写道:“许多被害人至今不仅权利未获尊重,亦未获得充分的援助,被迫孤立于社会之外。不仅在案件中受到了直接伤害,案发后受到二次伤害的人亦不在少数。”

但是,“N号房”始作俑者的落网却离不开受害女性们的发声。是什么样的勇气和契机让她们不再沉默?是女性敢于面对二次伤害与舆论压力的勇气,是“希望不要再出现和我们一样的人”的善良,是“因为我经历过这种事,这也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,那就让我们一起解决问题吧”的同理心。她们的检举发声相当于亲手抠下身上负载的耻辱鳞片,以极大的勇气与毅力将这些血泪交织的证据呈现在警方面前,即使自己遍体鳞伤,仍然希望恶人被逮捕。这是被数码炼狱贬为“奴隶”的她们找回自己的第一步,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

“N号房”事件的幕后真凶“博士”赵周彬被捕时,正在父亲的陪伴下学习骑自行车。被捕后,记者提问:“有什么话想要对受害人说吗?” 他回答:“非常感谢各位,为我结束这不能自拔的恶魔人生。”此后的问题便一概拒绝回答。实际上受害者从始至终都未听到赵周彬的道歉与忏悔。他为自己冠以“恶魔”之名,其中不乏吹嘘、矫饰、美化的成分。

使其“不能自拔”的究竟是什么?一方面,两位主犯年龄不大,都是20岁出头,正处于走向成熟的过渡期,价值观、人生观尚不稳定,心理、生理上都存在落差,通过对未成年女性实施暴力可以获得掌控感和满足感,以此回应现实生活的失意。另一方面,纪录片揭示了“N号房”形成的产业链,幕后操纵者可以从中获益,财产犯罪恰是最原始的犯罪形态。此外,网络世界的隐蔽性为这场犯罪带来刺激也形成庇护,最初案件调查难以推进的原因之一就是Telegram平台的信息冗杂,电子犯罪不同于现实犯罪那般直观,过量电子信息缠绕其中形成迷障,网络传播自身具有的匿名性、传播速度快、存储空间大等特质,成为培育这场性暴力的温床。

但是犯罪者并非只有赵周彬和文亨旭,这场精心筹谋的卑劣犯罪形成如此大的规模,其真正原因是“N号房”中成千上万的观看者,即加害人。“我只是在网上聊天”“我只是看了那些视频”,这样的辩解暴露的正是数码炼狱形成的基石。接连不断的性犯罪暴力就是在这些“微不足道”的行为堆积中产生的。

2021年10月, “博士”赵周彬被判服刑42年,同年11月“GodGod”文亨旭被判服刑34年。整起“N号房”犯罪事件共计拘提调查3757人,其中245人被收押。但是关于性暴力与性剥削的事件并未就此停滞,模仿“N号房”的犯罪行为仍在全世界发生。

美国印第安文学领军人物路易斯·厄德里克的小说《圆屋》,也关乎性暴力与遭受暴力之后的女性生存处境。库茨是保留地法官,为当地人伸张正义,妻子杰拉尔丁负责族人身份的鉴定。家庭的和美被一桩强奸案打破,杰拉尔丁被强暴,强暴者还在她周身浇了汽油企图杀害。作者在小说后记中特意强调故事发源自保留地发生的众多强奸案,小说借助宗教与族裔背景完成了诗性正义,制裁了强奸犯,那么现实呢?

《中国妇女报》曾于2020年刊登专访罗翔的文章,标题为《罪与罚:中国法律如何处置类似“N号房”事件》,其中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参考是:“一个尊重别人的人就不会把他人作为玩物,一个尊重人性的人同样也能够尊重自己,而不会沉溺于这些败坏低级的趣味之中。”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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